被警察带走验尿时溢诚优配，李万强戒毒3年没有复吸，早已过了动态管控期。
那是一次普通的出差。他和领导、同事一起到某一线城市入住酒店，没多久，警察上门，把他带走验尿。结束后，他清白地回到酒店，但事态已经无法收回——领导和同事都知道了他“有过吸毒史”。
出差回去，工作就没了。
李万强已属幸运之人——更多的戒毒人员，因为开不出一张“清白”的无犯罪记录证明，根本没有机会找到工作。
同是戒毒人员的王军有同样的感受。他说，他们这样的人，为数不多能找到的工作是清洁工、保安、摩的司机等，“运气好的人还能送送外卖，但很不稳定”。但现在，这类工作也都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。
按照我国的法律，吸毒属于治安违法，不是刑事犯罪，但在过去，戒毒人员去开无犯罪记录证明时，“派出所一般都会标注此人有过吸毒史，导致我们很难被录用”，王军说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“治安违法记录封存”进入公共讨论。但争议随之而来：封存吸毒违法记录，会不会变相纵容吸毒，乃至让吸毒人员脱管？
争论中的各方声音很多，唯独缺少了当事群体。我们或许也需要听听，那些被“记录”的人，是如何理解这件事的。
复归社会，步履维艰
李万强已经戒毒六七年，但在社会管控的数字网络中，他依然是一个“预警对象”。
因为出差验尿而丢掉了工作后，他回到老家，在一家由当地“禁毒明星”胡新刚负责的敬老餐厅做志愿者，没有收入。
李万强曾经还送过外卖，做快递和物流的日结工，但这几年都做不了了。“我们的资料一进入人家那个平台，就会直接被排除掉”，李万强说，“按理来说，除了公安，其他机构都没法查询，也可能是通过大数据分析，显示我们存在某种风险。”
他也曾试过去大城市闯。刚去时，他借住在妹妹家，后来准备办居住证，交了相关资料到派出所。不久，有人跑到了妹妹家找他验尿。
李万强说，对此他能理解，可以单独找他或给他打个电话。
“但他们是先找我妹妹小区的物业，再让物业带他们来找我，搞得物业和小区里其他人都知道我妹妹有个以前吸过毒的哥哥，这个影响很坏。”李万强告诉南风窗。
影响还延伸到其他方面。李万强之前办了一张信用卡，没用几个月就被银行停掉了。他说这期间他都正常使用，按时还款。后来打电话去问，银行回复他“风控”不过关。
甚至溢诚优配去银行贷款，就算征信没有问题，对方也不会放贷，理由同样是“风控”不过关。
李万强已经戒毒六七年，但在社会管控的数字网络中，他依然是一个“预警对象” 图源：unsplash
这些不是李万强一人的遭遇。同是戒毒康复人员的王军也有着相似的感受。今年42岁的王军，曾吸食冰毒多年，进过两次强制戒毒所。2021年，他结束了第二次强戒，试图重返社会。
但是找工作越来越难，王军说，即便是处于就业链条末端的工作，近几年来也充满变数。
问题的核心，在于那一纸无犯罪记录证明。
有时碰到用人高峰期，有些工作也会起用他们，但一旦不需要那么多人了，很快就会把人开掉。又或者，碰到一些重要时刻，举办大型活动等时，他们也会被遣返回家。
王军说，这种基于过往记录的系统性排斥，让他们回归社会变得步履维艰。
“我们不奢望别人怎么去帮我们，只是不要排斥、歧视我们，给我们一次机会就好了。”李万强说，于他们而言，治安管理处罚记录的封存，确是一个好消息。
他说，这不是为了去再次作恶，而是为了求得一个不被系统自动弹出、不被雇主直接秒拒的平等机会。
“很多人说，像我们这样的人就不该给机会。”王军告诉南风窗，他承认自己以前犯过错误。“但我们已经拿自己青春去赎罪了，吸毒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惩罚，我们也接受了罚款、行政拘留和两年多的强制戒毒。”王军说，这些都是他们为吸毒付出的代价。
“你就当我是个畜生”
李万强和王军遭遇的困境，胡新刚都看在眼里。作为一个曾经吸毒20年，后又成为当地禁毒先锋的过来人，他知道戒毒康复人员复归社会的困难，也知晓毒品如何摧毁一个人，以及重建一个人被毒品摧毁的“快乐机制”的艰难。
胡新刚从不避讳自己的吸毒经历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大多数有过吸毒经历的人都在努力撕掉这个标签，而这十几年来，他一直在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。
甚至他的微信头像，很长时间以来都是那张被他称作“一世三生”的对比照。左边是吸毒的他，骨瘦如柴、眼神涣散，典型的“瘾君子”；右边的两张，是他戒毒后的模样，眼神坚定，面容饱满，对比之下判若两人。
胡新刚的微信头像/冷西 摄
而这一切，是他想要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去激励那些正在戒毒或想要戒毒的失足人员。
“我15岁左右就吸毒了。”胡新刚回忆。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，他因为校园霸凌辍学，混迹社会，觉得唯有如此才能拥有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能力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扎进了毒品圈子。
“那个时候毒品在我们圈子里，就是新生的时尚物品，大家吸毒是为了赶时髦。”胡新刚说，第一次吸海洛因时，他吐得昏天黑地，但为了不被“大哥”们看作“老土”，也为了融入圈子，他逼自己适应了那种苦味。
甚至，在发现自己上瘾时，他“有种终于合格了的感觉”。随之而来的是长达20年的沉沦。
毒品的可怕，不仅在于生理的依赖，更在于它对人性的吞噬。“毒品是把大脑的快乐机制毁掉了，透支人的快感。”胡新刚形容，那种快感“很直接、很强烈”，以至于世间任何其他物质都无法与之相比。
为了维持这种快感，他变成了彻头彻尾的“烂人”。
1993年，父亲病重住院，胡新刚在医院守了两个月，外人都说他孝顺。但只要毒贩一来电话，他还是会跑出去。“有一次我出去等毒贩，等了一两个小时才回去，我父亲上厕所摔跤了，大出血……没隔多久就去世了。”这件事成了他终身的悔恨。
但父亲的去世，没改变他对吸毒的渴望。自己没钱时，他就向母亲索取毒资。
母亲在菜市场卖牛肉，为了不让儿子那副模样吓跑客人，总是让他先打电话，自己再把钱送过来。
有一次，胡新刚去找母亲要钱，母亲一瘸一拐地走出来，裤脚挽得高高的，腿上全是血。母亲说是走路不小心跌进水沟划破的。“她当时没有骂我，（而是）问我吃饭了没有？”那一刻，胡新刚觉得自己是“畜生”，没有拿钱，扭头走了。
然而，毒瘾发作时的生理痛苦——“像蚂蚁啃骨一样的浑身酸痛”，让他又折返了回去。
面对依然一瘸一拐的母亲，他昧着良心拿走了钱。
“当时没想什么母亲很可怜之类的，我心里想你就认定我是个畜生，当没我这个儿子一样。”胡新刚说，但吸完毒以后，又想起母亲，想起自己的生活，就开始后悔。
戒毒并不简单。“只要一接触到社会面，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去复吸。”胡新刚坦言。20年间，他进过强制戒毒所五六次，劳教戒毒三次，自愿戒毒七八次。每一次出来，面对家人的不信任、社会的歧视以及内心的空虚，他都会再次扎入“毒圈”。
而且，当时为了自己不被拘留和带去强戒所，胡新刚说，他自己随时带个刀片，被警方抓住时就割自己手腕。此外，他还吞过铁丝，甚至拿艾滋病人的针头往自己身上扎过，所幸没有感染。
直到2009年，多次有过轻生念头的他，在吸食冰毒产生幻觉后从5楼跳下，全身7处骨折，右腿髌骨粉碎，落下终身残疾。
在医院里，只有母亲不离不弃。看着年迈的母亲为自己奔波，也看着病友家属无私的帮助，躺在床上的胡新刚第一次产生了“感恩”的念头。
“虽然心里面还有去死的念头，但看到母亲每天为我奔波操劳……我就想自己要是死了，母亲怎么办，谁给她养老送终？”这个念头，让他坚持了下来。
重建快乐系统
胡新刚的重生，并非止步于“不吸毒”。
“戒毒是要在身体脱毒的同时，重建人的快乐系统。”这是胡新刚用半辈子换来的领悟。对于吸毒人员来说，毒品曾是他们获取快乐的唯一捷径，一旦切断，巨大的空虚感往往是复吸的温床。
而胡新刚找到的替代品，是“做好事”。
出院后，他开始跑摩的谋生。有一次，他在街边看到一辆没拔钥匙的摩托车。他没有像过去那样想偷走换毒资，而是守在车旁等了2个小时，以防被别人偷走。虽然没等到车主，但他把钥匙交给了旁边店主。
“虽然没等到人，但是我心里好高兴。”胡新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做校长的舅舅，舅舅在电话那头的赞许让他泪流满面。“那是一种可以分享的快乐，它跟吸毒带来的、短暂的、只能自己感受的快感不一样。”
另一次，一位打摩的到郊区的女乘客让他找零钱，自己在原地等待。当胡新刚从远处换完钱赶回去时，看到女乘客正对着来接她的男朋友比了一个胜利的“耶”——显然，男朋友赌定这个摩的司机卷钱跑了，但胡新刚回来了。
“一个陌生人的信任让我觉得很温暖……证明我不是天生的毒品胚子。”
这些细微的、来自普通人的信任与尊重，如同砖石，一点点填补了胡新刚内心的黑洞。他开始意识到，通过帮助别人获得的社会认可，可以产生比毒品更持久、更真实的满足感。
基于这种理念，胡新刚创办了“衡阳市石鼓区同伴教育戒毒服务中心”，并在衡阳市石鼓区挽月山庄建立了一所特殊的“戒毒学校”。
衡阳市石鼓区同伴教育戒毒康复培训学校/冷西 摄
这里没有围墙，没有药物，甚至没有强制的管束，有的只是一群有着相同经历的“同伴”。
“每个人来，我都告诉他这里没有药，戒毒肯定难受。”胡新刚说。当学员心理毒瘾发作，甚至发生戒毒康复人员以自己吞食打火机等自残行为为由，想要出去时，他们没有放弃，而是轮流陪伴、聊天，递上一杯热茶。
“我就跟他讲，这个打火机我以前也吃过好多次……我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，你是想去打一针。但你要想好，你出去打一针后，以后的日子又要怎么过，我这里是肯定不会让你来了。”胡新刚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，打破了吸毒者心中那道“没人懂我”的壁垒。
“这些曾经都吸过毒的人在一起，没有隔阂也没有欺骗，大家可以互相感同身受。”这种抱团取暖的模式，奇迹般地帮助了许多人。更重要的是，胡新刚带着戒毒人员做公益——去敬老院剪头发、去福利院打扫卫生，现在则是运营一家免费的敬老餐厅。
胡新刚在2025年9月开始负责的行愿敬老餐厅，给附近老人免费提供午餐/冷西 摄
而这正是他觉得可以重建人快乐系统的方式。
“当他们在帮助他人后，听到对方的感谢和善意，他们心里也会很开心，感受到那种被需要的快乐。从而建立自我价值，觉得自己也是能帮助到他人的人，而不只是垃圾和被社会抛弃的人。”胡新刚认为，这是抵制毒品心瘾的根本解药，也是他们回归社会时获得他人认可的凭证之一。
封存记录≠放任不管
胡新刚多年的努力，既在于减少吸毒人员，也致力于让戒毒人员被社会接纳。他认为，这次“封存违法记录”制度的出台，可以让他们获得一个平等的就业机会。
但在硬币的另一面，公众对于“安全”的焦虑同样真实且现实。
“一旦吸了毒一辈子都戒不了”“吸毒人员复吸概率90%多”……这些流传甚广的说法，构成了公众反对“违法记录封存”的心理基础。
然而，依据当下严密的禁毒、戒毒体系和现状，公众其实大可以放心一些。
治安管理处罚记录的封存，并不等同于对吸毒人员管控的松懈。
按照当前法律规定，在吸毒问题上，治安处罚只是一个入口。当一个吸毒者被拘留、罚款后，真正的管控才刚刚开始。
根据我国“禁毒法”和“戒毒条例”，一旦吸毒人员被发现并被认定成瘾，等待他们的是一套严密的流程：社区戒毒（3年）或强制隔离戒毒（2年）加社区康复（3年）。这意味着，一个吸毒成瘾人员，至少要面临长达3到6年的高强度戒治管控。
图为注射器 图源：视觉中国
更关键的是公安内部的“吸毒人员动态管控预警系统”。
2006年，公安部建立了这套系统。一旦吸毒信息录入，身份证便与系统绑定。正如李万强所遭遇的那样，无论是在哪里住旅馆、坐火车、进网吧，只要刷身份证，警报就会拉响，当地民警会迅速介入进行尿检。
“理论上来说，我从2006年以后就没被公安抓过了……但直到2015年我外出坐火车、住酒店刷身份证时，还是会被带去验尿之类的。”胡新刚也证实了这一系统的严密性。
即便按照“戒毒条例”规定，戒断3年未复吸人员不再实行动态管控，但这在现实中往往只是“降低管控力度”而非“完全退出”。
“动态管控并不会因为消除或下调级别就失去作用，吸毒记录终生不会消除，它像一道枷锁永远束缚在吸毒人员身上。”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曾在一份公开答复中如此表述。
因此，即将推行的“违法记录封存”，仅仅是限制了该记录在社会面（如一般企业入职查询）的公开查询，从而保障戒毒人员的隐私权和就业权。而在公安机关的内部系统中，这些记录依然存在，重点管控、动态预警的机制依然在运转。
违法记录的封存，不会改变它的存在。
社会接纳，也是禁毒的一部分
管控体系尽管如此严密，但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，为什么要给吸毒、戒毒人员机会？
2006年，时任国家禁毒委副秘书长陈存仪提到，吸毒人员身份同时具有“三重属性”：吸毒人员既是违法者，也是大脑神经功能受损的病人，更是毒品泛滥的受害者。
“没有人是天生的毒品胚子，大部分都是不幸染上的毒品。”胡新刚在采访中反复强调。环境的影响、家庭的破碎、年少的无知，往往是推人入渊的黑手。
如果不将他们视为需要挽救的“病人”和“受害者”，而仅仅当作必须清除的“垃圾”，社会可能会付相应的代价。
有研究显示，家庭和社会的接纳程度，影响戒毒的成败。2022年，司法部的一项调查显示，重庆市复吸高危人群中，失业人员的复吸率高达47.1%，无固定工作、无固定收入人员复吸比例过半。
“如果我们戒毒出来，想要重新来过时，周围人看到我们都是躲开和远离，社会对我们是歧视和排斥，那我们最后可能只能回到以前那个圈子”，李万强说，“因为你只能在那个圈子里才能找到存在感。”
胡新刚也告诉南风窗，社会的排斥会使得这些戒毒人员成为一个潜在的危害，他们最后可能因为没有出路而重返曾经的圈子，或者从事其他违法犯罪的事情。
“我们去接纳这些戒毒康复人员，真的是在减少社会隐患，也可以说是在跟毒贩抢资源，此消彼长。”胡新刚说。
此外，现在的禁毒形势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。胡新刚观察到，强制戒毒所的人数正在锐减，强戒所面临转型。“现在禁毒大队的抓一个吸毒人员都很难的。”胡新刚说，这说明毒品市场的萎缩和管控的有效。
相关统计也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现有吸毒人员74.7万名，同比下降16.7%，戒断3年未发现复吸人员428.6万名，同比上升5.1%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出台，更像是一种精准的社会治理微调。它将那些已经真正戒断、渴望回归的“李万强们”，从无差别的社会性死亡中打捞出来，给他们一个靠劳动自食其力的机会。
“我们要求很简单，能有一个机会，靠自己的劳动生存下去就可以了。”王军告诉南风窗。
当然，胡新刚也并不主张无差别的“一刀切”。他认为，封存应当分情况：“针对那些高风险的吸毒人员，比如有严重暴力倾向或者有贩毒嫌疑、以及因吸毒产生妄想或其他幻觉类病症的人员，可能不太适宜封存。”
更多的人渴望回到平凡的现实。2025年12月16日上午，胡新刚骑着电动三轮车来到自己负责的衡阳市石鼓区行愿敬老餐厅。厨师已在准备免费午餐。10点50分，老人们准时来到，很快坐满餐厅。
在行愿敬老餐厅就餐的老人们/冷西 摄
穿着马甲的志愿者们忙前忙后，端上热气腾腾的素食。其中，有几个曾是让邻里避之不及的“瘾君子”，现在，他们是老人们口中热心的“小张”“小李”。
李万强就是其中一员。他在这里帮忙义务送餐，虽然没有工资，但他觉得“精神很富足”。
从“烂人”到“志愿者”，中间隔着的，除了个人的意志力，还有家人的支持和陌生人的善意，也有制度的严管和社会的微光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除胡新刚外，其余戒毒康复人员为化名。）
来源：南风窗 B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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