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舅舅，能不能为妈妈立座像样的坟？”——1951年5月，北京中南海东楼。陈国生鼓起勇气说完这句话，掌心已被汗水浸湿。对面，毛泽东缓缓放下手里的铅笔公富网配资，凝神片刻，才抬头看向这个三十出头的外甥女。
那天上午，中南海的会见安排排得满满当当。政务院财政预算、抗美援朝后勤补给、四川水灾急电，一件件都急。可当秘书提醒“陈国生已经到了”时，毛泽东还是放下文件，说：“先见她。”他清楚，来京的不是普通群众，而是牺牲的小妹毛泽建唯一的孩子。
短促寒暄后，话题很快回到那位在衡山刑场上高喊“共产党万岁”的年轻烈士。毛泽东回忆旧事，没有高调的修辞，只是说：“菊妹子出门时才十四岁。她从井边挑水，挑着挑着就挑进了革命队伍。”陈国生点头，她听过无数次家族长辈的讲述：1927年，毛泽建与丈夫陈芬在湘南组织农运；1929年8月20日，年仅二十四岁的她被敌人杀害，身后只剩下一纸血书和还没满月的儿子贱生。那个男婴后来夭折，世上只余陈国生这条血脉。
陈国生此次进京，本想简单叙旧，却被邻厂工友劝说：“毛主席的亲妹子坟头连块碑都没有，这要是别人听见，多寒心。”于是她准备了一肚子理由，甚至连预算都打好了：三百元水泥、五十块青砖、一方刻字青石。她以为舅舅会痛快应允，毕竟那是亲妹妹。没想到刚开口便被拒绝。
毛泽东把烟头摁灭公富网配资，平静而坚决：“全国牺牲的烈士成千上万，大家都在用草席裹身，凭什么先给菊妹子修大坟？我父母的坟也还是荒草。”他说话不高，却带着一种不容辩驳的坚定。
这番话并非客套。当时的新中国甫一成立，军费、基建、抚恤金样样缺口巨大。财政部统计，全国烈属登记在册的就有两百一十多万人。若个个立碑建墓，光石料就是天文数字。毛泽东深知这种“特事特办”一旦开口子，难以收场。“要纪念，等国家手里宽裕了，统一筹建烈士陵园。”他补了一句，“今后也不能因为谁是我的亲人就搞例外。”
陈国生低下头，第一次真正理解那句“革命者无家”的含义。她突然记起童年时外婆梁淑元常念叨的一句家训：“做人要记得吃过的苦。”此刻，那苦味仿佛又回到舌尖。
午后，毛泽东让人端来两碟花生米、一壶绿茶。他把几颗花生拨到陈国生面前：“先吃点，再说话。”随即谈起眼下最紧要的事——支援前线。毛泽东问她：“工厂按时交货吗？”陈国生回答：“夜班已经排上，争取月底前把四十万副棉手套全部交齐。”毛泽东点头，“这比修坟更要紧，保着战士的手，就是保着你的妈妈。”
临别公富网配资，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已签字的慰问状和一本烈属优待证，“拿着，有困难找地方党委。”陈国生接过，红了眼眶，却再没提修墓的事。
几个月后，湖南省委根据中央批示，选址浏阳和衡山交界处筹备烈士公墓。设计图上，所有烈士碑的规格相同：高一米二，宽四十五厘米，碑文统一由省里统一刻写，毛泽建的名字排在第十一排。筹建消息传来，陈国生心里踏实多了：母亲终归没有被单独标出，却也不会被遗忘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毛泽建牺牲的那块柳树地一直留着。当年出手收殓的李师傅去世前特地嘱咐儿子：“别卖这块地，留给后代做个念想。”1964年，当地方政府征地修水库，李家后人无偿把柳树地划给公社，“烈士长眠的地方，不能要钱。”档案里留着李家三兄弟的签名，横竖都有力，比公章还醒目。
时间再往后推。1972年，衡山烈士陵园落成，300多位湘南先烈迁葬，毛泽建的遗骸也从柳树根下移入墓园。工作人员打开棺盖时，发现当年那块刻着“毛泽建”三字的青砖仍在——字迹因石灰水渍已模糊，却依稀可辨。这块砖后来被装进玻璃匣，置于陵园陈列室。讲解员常用它做开场白：“如果不是无名的李师傅，砖没了，名字可能也被风刮走。”
毛泽东生前再没到过衡山。他对身边警卫说：“有时间想去看看菊妹子的墓，但公务走不开。”1976年9月，他在北京逝世。两个月后，衡阳干部在烈士墓前默哀，全场静得只能听见枝头秋虫。有人轻声读出毛泽建遗书最后一句——“人民总归要做主人”。墓旁老柳树的叶子掉了一地，像极了二十多年前那张草席上的青叶。
多年以后，陈国生已是满头花白。有人问她当初那次会见，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她想了想答道：“舅舅说，他父母也是草坟。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”这句话没有豪言壮语，却刻出了一个年代的质地：土地贫瘠，理想昂贵，情感简单直接——越是亲人，越不能搞特权。
历史资料里，对1951年那场小小会面着墨不多。可若把它同漫长的国家记忆并排，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：1951年全国军费占财政预算的52%，而烈士抚恤金不到2%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毛泽东的拒绝并非冷酷，而是决心把每一分钱都压到最要紧的地方。抚今追昔，或许正因为那种近乎苛刻的自律，后来才有了系统完善的烈士安葬制度。
毛泽建没有等到那一天，但她的名字早已写进新中国的血脉。草坟或石碑，其实都只是一种形式。真正的纪念，藏在制度里，刻在后来人对公平二字的坚持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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